二是要严格控制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无论是工业用地，还是商住用地，用地者都应该直接与用地涉及的村集体和农民进行价格谈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用地仅以名义价格、甚至是所谓零地价出让给投资者50年。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降低房价，提升城市居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同时，让城中村和城郊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和财产权得到有效实现，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因政府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带来的严重社会矛盾。当然，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作为国务院的行政职能部门，也必须落实最高领导层作出的决策。总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都与房地产业相关，但是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每年地方政府直接从房地产业取得巨大的收人。如果不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来消除房价上涨的体制性基础，而只是靠短期宏观政策的打压，或通过扭曲市场的方法增加供给，那么结果或者将收效不大，或者与正确的方向南辕北辙。还有一类与房地产相关的政治风险：即如果房地产发展失控，投机将抬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

自1997年以来，它开始介入微观管理，并给每一地区规定非农土地建设指标。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目前这些调控措施真正能够持续下去，而且还能够长期有效吗？就我们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几轮调控，即使在短期可以起到遏制房价疯狂上涨的作用，但其抑制房价上涨的中长期效果非常值得怀疑。这一点变化当然可喜可贺。

当然，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心智如果略作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如此嘲讽，并不奇怪。总之，道德是多余的，社会根本不需要道德，就可以运转良好。但是，温家宝这三次道德谈论，每一次都招徕一些人隐晦或者公开的嘲讽。这样的概念界定就已可说明，道德对于社会治理至关重要。

此种看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错得离谱。监管失灵当然要对安全事故频出承担责任。

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根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假定人们可以普遍地按照道德伦理规范行事，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形成某种秩序。很多人在谈论，中国需要制度变革，这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因为在现实中看到了一些伪善，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善。

而只要人愿意，人其实完全可以超越制度。他们甚至乐观地相信，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人们就会自然地道德起来。那么，谁来变革制度？这个谁为什么要变革制度？如果制度变革的主语必不可少，那就必须超出制度讨论制度变革的问题。中国需要道德伦理重建 如果中国社会要变得好一点点，这是唯一一条具有可行性的通路。

但是，过去几千年间，政府也没有设立过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但似乎并没有出现今天那些花样翻新的违规违法现象。既然人们普遍相信，当下种种制度严重扭曲，那就不应当指望制度可以自行变化。

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法学在过去十几年的流行，让人们走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万能论，知道了制度的重要性。人们也是这样看待制度变革与道德觉醒的次序的：只有实现了制度变革，人们才有可能道德起来。

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们，社会舆论等机制可以对他予以软性强制。追根溯源，这个变革过程也许就起源于你的一个善念，你的道德自觉，你的精神的向上提撕。（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进入 秋风 的专栏。不需要官方宣传，也不需要事先的法律变卦，就在潜移默化之中，某些制度就发生了一次也许大、也许小的良性变化。相反，对于优良的社会秩序之塑造和维系，道德才是至关重要的，比法律、制度更为重要。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各种观念、思潮，也为道德虚无主义之火添柴浇油：从一直潜伏在中国人观念深处的法家思想到时髦的经济学教条，从本土的厚黑学到舶来的成功学，从现代的物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肤浅的原子式自由主义。

唯有实现了制度变革，人才可能有道德讲伦理。道德意识让人有羞恶之心，知道是非、对错。

而道德伦理体系恰恰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看住每个人，约束人们不会肆无忌惮。也就是说，相对于法律等正式制度，似乎非正式的道德伦理体系，则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性治理手段。

因为，道德就是人的自我约束，伦理就是小群体内的自发性相互约束。道德只可用以解决私生活问题。

这样，制度变革就离不开道德。假如这个行业内的重要企业的伦理意识略有提高，即便监管制度不变，这个行业也可以变得好一点点。制度是死的，可能纠缠着众多复杂的利益，人却可以是自由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需要治理的，而社会治理依赖规则及其执行机制。

首先，如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透过历史变迁研究所证明的，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一种制度中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惟有通过道德觉醒，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而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这也正是很多人嘲讽道德血液论的原因。

这后一个陷阱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这个时代，所有领域都需要制度变革，但是，没有道德觉醒，任何制度变革都是不可想象的。

公然谈论利己才是真君子，很多人就是这样为范跑跑喝彩的。在此基础上，法律等正式制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

观察历史就可以发现，所有重大的制度变革之先，都有过社会的道德觉醒。个体的道德自觉以及行为模式的变化，可以让局部的制度变得好一点点，即便整体的制度依旧。制度总是需要由人来变革的。中国社会目前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包括温家宝所谈到的食品安全问题，确实直接源于制度之扭曲，比如，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今年初，在与网民交流互动中，温家宝曾经向开发商喊话：你们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建议今后一段时间内规定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应高于平均支出水平，逐步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三农的比重。

计算低收入群体CPI的好处是可以据此发放物价上涨补贴和提高最低保障标准。三是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不出现井喷式上涨。

2010年四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5%，比四季度CPI上涨4.7%高5.8个百分点，所以低收入群体感到物价上涨不像公布的平均统计数字。因此，一些物价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主张计算低收入群体CPI，并曾作过试算。